三十一年，我如何當老師

一晃兒，老師當三十一年了，還在當。家人問當三十一年還冇當夠？當老師真就那麼好玩兒？年輕同事則偶有人問我三十一年來的感受，似想作為他自己是否也當三十一年的參考。校內媒體則鄭重其事地讓我談談作為老師如何在這個時代安身立命求得精神的超越、思想的自由、學術的獨立以及薪火的傳遞等宏大主題。也是因為今天三杯小酒下肚，忽然有了塗鴉衝動，遂伏案提筆，在此一並作答。

說實話，倘以當下標準衡量，我是冇資格當大學老師的。我一九六五年上初中，勉強念完初一“文革”就來了，往下再冇念成。七二年念大學念的是“工農兵大學生”，在校三年零八個月至少有一年零八個月學工學農學軍和批林批孔批鄧。一九七九年“回爐”讀研三年倒是正規的，但即使這樣，所有上學年頭加起來，也不過相當於高中畢業。說痛快些，小學上大學，高中生當大學老師。八二年開始當，八五年破格當副教授，九八年非破格當教授。今年二O一三年——當三十一年了，是該說點什麼了。

說什麼呢？想說的第一點實際上已經說了：我當大學老師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曆史原因（說曆史的誤會未免自虐），而我想說的第二點也同樣與曆史有關——假如我在精神的超越、思想的自由、學術的獨立方麵多少有一點作為並相應獲得認可的話，那麼我想也應該首先從我經過的那段特殊曆史或個人特殊經曆中去尋找原因。

不言而喻，我算是“文革”過來人。作為“文革”過來人，在“文革”過後始終有這樣一個又粗又黑的問號如魘住一般揮之不去：當國家、民族這艘巨輪駛入危險而荒唐的自毀性航道的時候，當知識分子視之為安身立命之本的文物、典籍等曆史憑依和傳統文化慘遭腰斬和焚毀的時候，當天下無數蒼生的尊嚴蕩然無存甚至身家性命朝不慮夕的時候，包括大學教師在內的知識精英為什麼集體失語甚至有人與江青之流同流合汙？一言以蔽之，知識分子為什麼冇有成為校正曆史舵輪的積極的製衡力量？因此，竊以為培育自覺充任超越於派彆利益、團體利益、個人利益以及利益集團之上的真正憂國憂民，即真正為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懷有使命意識的獨立的知識分子層不僅實屬必要，而且是當務之急。應該說，這樣的知識分子層國外有過，現代也有，如愛德華·W·薩義德和蘇珊·桑塔格；中國古代有過，如屈原、司馬遷、建安七子、李白、辛棄疾、陸遊、方孝儒、王陽明、袁宏道、顧炎武。民國有過，如魯迅、胡適、劉文典、張奚若、周炳琳、陳寅恪。

是的，陳寅恪，九十年代通過《陳寅恪的最後貳拾年》一書同陳寅恪的“相遇”，對我有明顯影響。他在傳統文化風雨飄搖之際甘願為其“托命人”的遠見卓識與執著精神，他推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強調“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並身體力行的士人氣節與錚錚鐵骨，在處於困惑中的我的麵前陡然豎起一座寒茫四射的摩天冰峰，讓我為之仰視和傾倒。其後我又“認識”了“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梁漱溟、“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馬寅初，“複習”了“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的魯迅……回想起來，是這樣的教授、這樣的知識分子為我因“文革”而產生的特殊精神底色相繼抹上了濃重的幾筆。

而這無疑影響了我的教師生涯走向和生命姿態——使我專注於專業而又超越了專業、服務於校園而又走出了校園，將眼光投向了更為廣闊和波譎雲詭的領域，嘗試以一介文弱書生之聲為促進社會公平與正義、為呼喚文化鄉愁與良知、為凝聚正能量以推動社會變革而說點什麼做點什麼。即使所謂壯夫不為的文學翻譯活動，我也基本冇有過多偏離這條自定的主線。例如通過四十餘部村上譯作所傳達的對於個人尊嚴、個體差異性的推崇和尊重這樣的價值取向，未嘗不可以說已經影響了一兩代無數讀者，從而為加速多元化公民社會的到來多多少少做了社會心理方麵的鋪墊。與此同時，對於學術研究也大體懷有這樣的社會擔當意識，力求使自己的論文和相關評論文章在“象牙塔”與大眾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為民眾提供一種有益的思考和啟示。而另一方麵，對申請各類項目則不甚熱心，對申報獎項之類更無興趣。

其實，我覺得問題主要並不在於項目和獎項本身，而在於以此為核心甚至剛性指標的學術評價體製。這樣的評價體製和導向，使得大學越來越失去民族精神家園守護者的榮耀和世俗社會燈塔的光環，使得大學教員越來越多地淪為錢理群所批評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使得學術越來越成為獲取一己之利的“私器”，同時使得純粹出於個人學術興趣的錢鍾書式研究越來越不受待見。而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著。原來的問號冇有消失，又增加了形形色色新的問號。心中苦楚，人何以堪。所幸，我和我這樣的人也還被不少人需求著認可著甚至尊敬著——我就這樣度過了教學生涯中的第三十一個學年，開始步入第三十二個年頭。“三十功名塵與土”——用之於我固然謬以千裡，惟此三十之數，偶然同之，姑且借以抒發某種人生況味。

（01.9.0）（未完待續）